法国人不相信精英 ――向同性婚姻说不折射深层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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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节选）

2013年对于法国人来说，就象连日雨雪交加的天气一样，寒风扑面。法国人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感到前景黯淡。奥朗德支持率一度下降了二十个百分点，在「国际歌」主旋律的基础群体工人阶层中，就有73％的人对奥朗德持有怀疑和担忧。法国人对政治人物的反感情绪在增加，表现出深度的失望和不信任。

据观察，奥朗德在竞选中最轻松的两张“得分牌”，除“巨富税”外，就是承诺同性婚姻合法化。然而，当他于去年11月推出同性婚姻法案后，这张“得分牌”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声势浩大的反对同性婚姻法游行示威，向这位在经济危机中拿同性恋“说事”的奥朗德及其政府说不。

赞成与反对，症结在哪里？

奥朗德认为同性婚姻合法化，“对所有社会来说”都代表一种进步。提案包括承认同性婚姻收养孩子的权利。稍后有修正案提出，同性婚姻也应开放通过医学辅助（PMA）得到“亲子”的权利，如女同性配偶，通过匿名人工授精怀孕，经十月怀胎，诞下自己的宝宝，即通常所说的试管婴儿，以及寻求“代孕”（GPA）等等。这种提法立刻在法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弹。但由于社会党在国民议会中占压倒性多数，因此，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于去年11月7日获得通过。鉴于社会党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社会反对声浪，对“修正案”持反对意见，因此，同性婚姻法案暂不考虑“医学辅助”和“代孕” （据法国现有法律，代孕违法），但允许同性伴侣及配偶领养孩子。支持这一法案的口号是：“婚姻是所有人的”。

值得注意的是，强调权利平等，不容质疑。问题在于，将同性婚姻上升到价值观层面，却不谈同性恋者本身具有的特殊性，这让法国民众感到纠结。民调显示，法国赞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约占60％，但赞成同性婚姻收养权和医疗辅助的却不足50％。这种自相矛盾，显然与同性婚姻政治化是分不开的。在“权利平等”的大前提下，人们想澄清的是，反对同性婚姻法，并不等于反对同性恋权利平等。支持同性婚姻法，并不等于支持收养孩子或通过医疗辅助得到孩子。


现有民法维护同性伴侣权益

历史地看，虽说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但整个社会在对待同性恋问题上，客观地说是开放包容的。与西班牙早先针对同性伴侣制订的相对简单的公民联姻契约不同，法国现有的民法同居契约（PACS），是具“准婚姻”规范的、专为同性恋打造、随之也被异性恋看好的民法。民事同居契约除了不具有婚姻配偶所具有的遗产分配的权利外（同性伴侣可以通过生前立遗嘱的方式，将部分财产馈赠给另一方），在其它如明确双方义务，财产制、纳税政策，休假、社会医疗保险等方面都大近相同。自1999年实施以来，同性伴侣的个人权益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和保护。由于同居契约手续简便，既具备婚姻所享有的权益，又避免了婚姻所带来的法律束缚和繁琐程序，因此，许多未婚同居和未婚先育的异性恋也乐于选择同居契约以取代婚姻。据统计，在2010年的婚龄男女中，选择同居契约和选择婚姻的比例非常接近。

在这样一种开放自由、结合形式多样的社会形态中，约占选民6,5％的同性恋，渗透在法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他们中有工人、出租车司机、游民，也有很大比例的“白领”人士和从事文化娱乐活动的艺术家、自由职业者等等。

一年一度的全国性同性恋集会，是法国6月21日音乐节前后的另一道“风景”。那种夸张到极致的狂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同性恋踊跃参加，许多非同性恋者也欢跃其中。

然而，同性婚姻法案，在考虑不成熟、本身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匆匆抛出来，打破了这样一种相对平衡和谐、相敬如宾的社会形态，激起了强列的争议和反抗情绪。

“权利平等”误圈

反对同性婚姻者认为，同性恋的性倾向特质决定了他们本身并不具备自然生殖能力。已有的民事同居契约，既保障了同居伴侣的个人权益，又照顾到了同性恋者的特质。因此，同性婚姻法案实为多此一举。如果将同性伴侣纳入婚姻，那么婚姻法所具有的、特别是包括生殖在内的权利平等原则，将受到质疑。同性婚姻法案条款指出：“结婚是两个异性或同性者订立的合同”，婚姻理当包括领养孩子的权利。推而论之，也理当包括对女同性伴侣开放医学辅助的生育权利。尽管奥朗德对此持谨慎的反对态度，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忧虑的是，“修正案”现在不议只是权宜之事，同性婚姻法一旦成立，自然而然地会涉及繁衍生殖问题。依据权利平等原则，同性伴侣势必要开放人工生殖甚至“代孕”，这必然就会触动到社会的基础底线，家庭价值受到冲击。

衍生出来的问题是，非同性恋的单身女性，是否同样享有人工受孕的权利？如果不然，似乎不符合权利平等一说。如是，那么繁衍后代、维系婚姻的基石将被动摇。从社会学角度看，这种生育“便利”，会使得越来越多的婚龄男女不再选择结婚育子，社会形态因此而失衡，人群关系更为复杂和自私。发展下去，“单亲”父母成为常态，“双亲”将成为“异类”。对于传统婚姻所具有的天然家庭结构和亲情关系来说，显然具有破坏性。

婚姻价值维护孩子的天赋人权

关键问题是：同性家长在特殊情况下得到孩子的幸福指数，是建立在“他们的孩子”幸福缺失的不平等前提下的――这也是重家庭、重亲情的法国人最难以认同的。“他们的孩子”从呀呀学语时，就开始感受与其他孩子不同“爸爸妈妈”的异样情感。在亲情关系上，则丧失了母系或父系一族。可以相见，这种人为的“出身论”，对孩子的成长会造成非常负面的心理影响。前不久，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通过媒体倾诉自己幼时被“女同妈妈”收养的成长经历――没有快乐童年和正常生活的孤独人生。这应该不是他想要的人生。

而且，直系亲属一方的实际缺失，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逆差。这与父母离异的孩子不同，不论孩子跟随父亲或母亲，孩子的双亲都在他们的心里真实地存在着。而“同性爸爸”或“同性妈妈”，不论是否 “离异”，孩子的世界事实上都是不完整的。这就在人生中平添了一种不幸。有人举例说，一个父母离异的孩子，在他的父亲或母亲新组织的家庭里，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父亲或母亲。而一个同性婚姻“离异”的孩子，在他的男同爸爸或女同妈妈新组织的家庭中，得到的还是“男同爸爸”或“女同妈妈”。孩子的世界，成了“他们的世界”。在可见的未来，又多了一个社会群体，即：同性家长的孩子群体――一个新的低龄弱势群体。

因此，救救孩子，强调婚姻价值和人类社会基础，是法国反同性婚姻大游行的主旨。一位年轻受访者认为，谁都没有权利剥夺孩子那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是最基本的天赋人权。

拯救家庭，拯救孩子

正因为如此，同性婚姻法案提出以来，不仅遭到了法国天主教的强烈反对，也遭到上千名地方政府官员的公开反对，全国各地都举行了一系列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示威活动，并于1月13日达到了高潮。是日，数十万法国人（警方称34万，组织者称80万），乘高速列车或其它交通工具，从法国各地来到首都巴黎。他们打着“所有人都是一男一女所生”、“我们都是民法卫士”、“要工作，不要婚姻（同性）”等标语口号，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与通常单一群体示威不同，这次游行示威的特点是，各行各业和各个年龄段的男女老少都涌上了街头，许多家庭带着孩子举家出动，表达“拯救家庭”，“拯救孩子”的诉求。据警方人员说，其规模和声势，是20年来罕见的。这称得上是一次真正的全民大动员。

有媒体称之为“教士与公民的战争”，试图从意识形态层面解读反同性婚姻大游行，似在意料之中。法国犹太教大教长贝恩海姆和法国极右翼党魁主席玛丽.勒彭，都强烈反对这一法案，但为了避免被不同政治派别所利用，他们没有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反对的声音也来自社会党阵营和同性恋者。据报道，有社会党人创建了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社交网站。也有同性恋者创办了 “不要婚姻的同性恋协会”。

客观地说，这一堪称 “历史事件”的大游行，超越了教会、政党的所有派别和政治理念，如同游行者所说，“什么政治、教会，这些都不重要。我们要扞卫的是家庭和孩子”。“孩子长大都会问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谁是爸爸？谁是妈妈？”

1月27日是支持同性婚姻法案的大游行，人数和规模远远低于反对者的示威游行（警方称12万，组织者称40万），其中许多人不掩饰自己是受“政治激情”驱使而走上街头的。当晚，一些政要和社会精英聚集在坐落于香舍里榭大街的圆点剧院，表示对同性婚姻法案的支持。有人嘲讽说，这是名人对奥朗德的“政治表态”。

占据决策优势的奥朗德及其政府，拒绝了反对党人民运动联盟就同性婚姻法案举行全民公投的提议，并于1月29日如期对相关的法律提案在国会进行审议。

有分析预测，同性婚姻实施后，不排除在不久的将来，同性伴侣将成为婚姻的主流，异性婚姻将边缘化甚至消失。孩子们有家长却没有父母，爸爸妈妈――这个人类最亲密的称谓，从此将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