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婚姻，只想要个孩子的她们  


2019年9月17日，未婚妈妈魏圆圆与孩子的父亲间的抚养权争夺案落幕。在法院发布的调解书中规定：


3岁前，孩子由母亲抚养，父亲支付抚养费；


3-5岁，幼儿园期间，孩子为双方共同抚养；


5岁之后，孩子由男方完全抚养，女方支付抚养费。


最终，法院出于为孩子考虑，把孩子18岁抚养权中的大部分判给了拥有学区房的父亲，而不是孕育了孩子十个月的母亲。



图片来源：站酷海洛


作家叶倾城评论：“女性为生儿育女所付出的成本是一钱不值的，母亲的重要性是不被认定的……”


更有网友评论：“贴钱代孕”——孩子最难带，又不记事的那几年留给了妈妈，好容易记点事了，就该男人摘果子抱走了。


在网络上的讨论中，魏圆圆的判决被夸张地描述是一种警示，告诉女性不要以为孩子是生下来的，就该是自己的，因为，生物学上的父亲可以随时抢走这个孩子。


一位做赴外试管中介的朋友曾告诉我另外一个故事。


她的一位年近40的职业经理人女客户，跑去美国做了捐精试管婴儿和代孕，代孕妈妈已经怀孕5个多月了。有一天，那位气质清冷干练的女性忽然咨询该去哪里做人工流产。原来，她自己又怀孕了。


接待的人很吃惊，劝她要不要考虑把孩子留下，对方却坚持做人流。她给出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孩子有明确的生物学父亲，而她与那人已经分手了，不希望有什么牵扯。


最终，那个妈妈放弃了自己体内自然受孕的那个孩子，因为，一个生活中可及的孩子的生物学上的父亲，带来的麻烦也许比收益更多。


单身女性在中国，并没有权利使用精子库，因此很多人赴海外买精生子。她们有时被批评“崇洋媚外”，但鲜少有人注意到，她们在中国面临的困境。


一个月前，吉林姑娘叶海洋赴美买精生子的故事被拍成了视频，并被冠以“中国美女CEO砸50万赴美买精生5国混血女儿，遭网友痛批”的字样，在网上流传。



图片来源：新浪微博


中国的法律规定，单身女性无法利用医学辅助手段生育子女。这个规则曾经被打破过一次，也发生在吉林。


从1994年开始，几名收入较高的知识女性向吉林省计生委打电话表达她们的意愿：“我们决定一辈子不结婚，但又不想孤单一个人生活，我们非常想要个试管婴儿！”


一位大学女教师甚至激烈地表示，她的要求如果得不到批准，她将不惜诉诸法律“讨要”自己的生育权。


2002年，吉林省最终修改了《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第30条中写入了：“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此举在当时曾引起热议，媒体预言“其产生的冲击波将会给其他省市带来不可回避的影响”。


然而，单身女性生育权关注组成员展滢滢后来写信给吉林省人大代表说，自己作为单身女性，向吉林的4家可以合法实施人工辅助技术的医院提出申请时，仍然遭到了拒绝，吉林省卫计委宣传处的工作人员解释：因为国家不提倡单身主义，所以该条例只是默默颁布了，并不曾宣传过，无论医院是否为单身女性提供辅助生殖技术均不属于违法。


在魏圆圆的案件中，相关律师解释，这个调解的结果是考虑了孩子的最大利益，拥有学区房的父亲比北漂母亲能为孩子创造更好的受教育条件。


很多对叶海洋的批评也提出，父亲角色的缺失会不会对孩子的身心发育造成不利影响。


而在吉林计生条例修订的讨论中，反对者除了担忧这项合法单身生育的条例会成为“有钱人绕开计划生育政策的口子”，还聚焦于，让孩子终身忍受找不到父亲的痛苦，是否侵害了孩子的权利？


然而，孩子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单身女性做母亲的权利呢？


2019年1月，27岁的单身女孩阿烂在网上公开征精子，她说：“我想经历怀孕和生产，要亲身体验生养的过程，才能更深刻的体悟生命，更深入的生活……我想要一个孩子，但不想结婚。”


这项招募曾在当时引发了讨论，半年后，当我联系到阿烂，她提到了自己在众多应征者中筛选后，有进一步联系的几个人。


“他们当中不少人有婚姻和家庭，很清楚地告诉我想再要一个孩子，可以自愿放弃抚养权，将来跟这个孩子没有任何联系。然而，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这种承诺是没有意义的。”


“还有一个大学男生，20岁上下，我跟他见了一次面，男孩告诉我，孩子特别小的时候，还在喂奶的时候，他不怎么会带，但等孩子大一点，他可以抽时间陪孩子一起玩……”


那次见面后，阿烂和那位男孩再也没有联系过，这一次，她向我重申了她最初的诉求：希望国家可以向单身女性开放精子库。


一个月之前我恰巧得知，我的一位朋友，一个年近40的女文学中年史瑜已经找好了中介公司，即将启动赴美买精试管的流程。


“累了，我决定放弃寻找那个Mr. Right的努力了”，史瑜告诉我，想明白了寻找伴侣和生育孩子可以单独解决的那一刻，她觉得全身轻松。



图片来源：站酷海洛





为什么是她们成为单身妈妈？  


在一席的讲座中，利用人口数据研究婚姻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钱岳问：“大家真的都结婚了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钱岳举出了30-34岁的中国女性中未婚的比例，1970年，这个比例是1%，到了2010年，全国大概有5%的30-34岁女性未婚，而在北京，这个数据变成惊人的17%。


而在同一幅图中的韩国，1970年的数据同样是1%，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0%。在中国台湾，2010年，30-34岁的女性中，未婚比例达到了40%。


“一般来说，29岁以下的中国女性结婚的比率远高于同龄中国男性……只有受过大学教育以上的中国女性除外。”钱岳说。


这位以婚姻为研究对象的女学者目前的状态是未婚，在讲台下接受的采访中，她不讳言自己也曾苦于父母的“逼婚”。


几年前，在接受《经济学人》记者玫瑰（Roseann Lake）的采访时，钱岳说，戴过学位帽的中国女性越来越多，她们的婚姻前景却日益暗淡——29岁以下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中国女性在找对象时处于明显不利地位，一到30岁，她们的不利处境则急剧恶化。


40岁的单身妈妈喵呜，目前正卷入一场生育保险官司（详见我们之前的推送《生育保险官司：一个未婚妈妈的余力》，她提供了另外一个佐证：她小学中学时的同学，大部分女生都结婚了，但她读MBA的同学们中，单身女性很多。


在这个对年轻女性“嫁不出去”满怀担忧的社会中，这些大龄的单身女性被绑定了一个名称——“剩女”。


做过美国之音驻京记者，又拿到过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华裔女孩洪理达写过一本《剩女时代》（Leftover Women），书中，她愤怒地批评了“剩女”这个“带有歧视性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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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理达认为，因“剩女”而引发的各种媒体报道和社会氛围，正在迫使女性走入不符合她们心愿的婚姻，这构成了“性别不平等现象大规模重现的一部分”。


“剩女”的称呼同样曾让玫瑰困惑，“西方不是没有这种情况，我们也有一个词’老处女’（Spinster），但通常至少要35岁之后吧。”


玫瑰在中国访谈了很多人，有大龄女性也有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她写了一本书叫《单身时代》（Leftover In China）。在书中，玫瑰试图把今天的大龄单身“剩女”与独生子女政策所产生的受到良好教育的独生女联系起来。


她认为，计生政策为女孩们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让她们变成了她们想嫁的那个男人，而男孩们未能跟上女孩们的脚步。


女孩们的崛起导致她们难以找到那个自己想嫁的那个男人，这样的情况在国际上并非孤例。


《老处女》（Spinster）一书的作者Kate Bolick曾感慨：“没有什么东西能像后工业时代一样，对未能受到高等教育的男人们造成如此大的伤害。”


在2011年写给《大西洋月刊》的一篇争议性文章中，Bolick说：“去年，女性占据了51.4%的领导性或专业性职位。今天的不仅是大学里，女性的人数超过了男性，在研究生院，这种情况也出现了，2010年，女人们拿下了约60%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位，而那些男人们，只能像从前的女人一样，只拿到一个高中学历。”


Bolick回溯到19世纪，那些做家庭教师的女孩子们也许是第一批可以理想而体面地保持单身的女性。这份职业提供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让女性可以养活自己，又帮她们找到除了相夫教子之外的社会功能，从而“减轻不婚带来的耻辱”。


1877年，终生未婚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苏珊?安东尼做了题为“单身女性家庭”的演说。她预言，在争取性别平等的过程中，必须要经历一个女性放弃婚姻，可以独立维持家庭的阶段。


今天的时代，学历、知识以及这背后的能力、财富和经济地位，彻底地解放了女性。与女孩们的进步相比，男人们与社会的择偶观似乎跟不上形势了。


在2006年出版的《还需要男人吗？》书中，普利策奖得主Maureen Dowd写道，“女人们仍然希望找到一个比自己大，又有资源的男人，而男人们仍然在寻找年轻女孩眼中崇拜的目光”。


于是，对于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而言，她们遇到了一场“男人紧缺”，如同南北战争之后男女比例是87.5：100的美国南方，或是打完二战失去了2000万男人和600万女人的俄国。


“她们必须从一堆游手好闲的懒汉和沾花惹草的花花公子中作出选择。但这种奇怪的情况同样孕育了机遇：随着经济发展，是时候建立新的家庭观了——是时候结束传统的，以婚姻作为最高追求的爱情观了”。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新技术出现了，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女人们不再需要丈夫才能生孩子了，当然，如果愿意，她们也不需要生孩子。


Bolick写到：到2010年，在美国，“40％的孩子是由单身母亲所生……自1976年以来，40岁出头未生育的妇女比例几乎翻了一番。一个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不再自动被认为是一个老处女。”



图片来源：站酷海洛





中国女性的尝试：买精、试管、冻卵  


在中国，单身女性想不依赖男人拥有一个孩子，几乎全无可能——单身女性无法使用精子库，无法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甚至，并不会妨害到孩子拥有父亲的权利的冻卵，也是不被允许的。


在我参加过的一家医院生育力保存中心的记者发布会上，参会者曾很谨慎地向记者解释，我们不做没有医学指征的生育力保存，“没有冻卵”。


2015年，当西方国家开始热议高科技公司为女性员工提供“冻卵福利”时，中国女星徐静蕾的海外冻卵上了新闻头条，人们才认识到这种可以部分保存女性生育能力的“后悔药”。


那一年，也是中国二胎全面开放的一年。


律师李珺在2018年写给国家卫健委的申诉书中写到：“法律法规实质上给了男性冷冻精子的补救机会，却没有给女性开放同样的机会。这在实质上造成了对女性的性别歧视。”


当我咨询一位业内人士，为什么女性“冻卵”迟迟不能合法？对方也很困惑，“也许是怕女性大规模用这项技术推迟生育……毕竟，这法子并不完美”。


2015年，一位美国冻卵医生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如果正常40岁的女性进行试管婴儿操作，单次成功率大约只有5%，但如果在35岁时冻卵，40岁进行试管婴儿手术，单次成功率就能提升到50%。


即使冻卵，也不能保证百分百的成功，但这项技术确实大幅提升了成功的概率。


4年后，我采访了一个春节期间刚刚去国外进行过冻卵手术的女孩，她告诉我，“我全身上下没有纹身，没骑过摩托车，也不怎么去夜店”。她想说的是，自己就是个普通的都市女孩，不叛逆，也没什么特别的。


我想起，美国人丽贝卡.特雷斯特在《单身女性时代》中曾提到了一位受访者，冻卵后半年便火速结婚并自然怀孕，于是，我问那位姑娘：冻卵会影响你的择偶心态吗？


女孩回答说：几乎不会，碰见合适的人，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这（冻卵）就像一种保险，用不上最好，如果一旦发生了，多少还有点儿保障。”


考虑到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急剧下降的背景，冻卵与单身女性生育权的问题在网络上引发的反响往往错综复杂，有人评论：“把冻卵、非婚生育的相关政策完善，生育率马上会有改善”。


然而，因为国家需要而争取到的生育权，是女性的本意吗？


在一次讲座中，日本女性史学家小浜正子曾提到过一个词——“再生产的政治”，意思是说：决定人们生与不生，以及生几个孩子的究竟是什么，是“国家”、“父权制”，还是“女性自己”？


而在写给女儿的七封家书中，叶海洋写道：“我30岁，在一个不老也不年轻的年纪里，我有了你，我自认为现在的我是可以给你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的成熟度，才会选择去怀孕……女儿，’女子本弱’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不是要求你如男人般生活，而是让你学会有尊严的活，你才有权利，去嫁给爱情。”


(来源：偶尔治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