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律师 WENNIE LEE  


联邦法院近日批评加拿大移民上诉仲裁庭的一名仲裁官，认为他驳回一名华人团聚移民申请的理由涉嫌充当“道德警察”。因此联邦法院推翻仲裁庭早前的裁决，要求仲裁庭重审申请。


一加拿大华人申请父母团聚移民，但由于其父亲被发现染上爱滋病而被拒。移民上诉仲裁庭（Immigration Appeal Division，以下简称IAD）仲裁官去年驳回有关上诉时，理由是申请人父亲因有外遇染上爱滋病根源于其父自身“道德标准宽松”。


联邦法院日前要求仲裁庭重审案件，并斥责仲裁官审理上诉时充当“道德警察”，而当事人的道德品格与团聚申请是两件事情，不应混为一谈。


事主为化名A.B.的62岁中国籍男子，他的两名女儿均为加拿大公民，居住在渥太华。


其中一个女儿于2009年申请父母双方来加团聚，但A.B.接受身体检查时被发现HIV呈阳性。


移民部遂于2013年通知拒绝申请人的团聚移民，理由是A.B.的身体状况可能增大加国医疗系统的压力。


申请人回复时称，愿意承担A.B.的爱滋病医药费，同时以人道理由申诉，但移民部仍于2014年拒绝了A.B.的团聚移民。


申请人于是上诉仲裁庭，上诉书指A.B.因爱滋病而在中国饱受歧视，但审理委员会去年仍维护移民部的裁决，认为没有充足人道理由和同情通过申请。


A. B.的两个女儿争辩说是父母唯一的孩子，有责任照顾父母，称父母在中国饱受排挤和歧视。


IAD仲裁官Michael Sterlin在裁决书中称：“性行为是感染爱滋病的主要原因，而A.B.道德标准宽松，事实上也确实是因为外遇而染上爱滋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审裁小组询问染病原因，上诉人才说了实话。”


Sterlin还说A.B.之所以引起审裁小组反感，是因为“置多年婚姻而不顾，人到中年以后还发展婚外情”。


“这名父亲因为外遇而染上爱滋实属不幸，但这是他要自行承担的风险，虽然发病并非必然，但身体未来出现重大问题是可预期的必然结果。”


Sterlin本人已于去年6月离职。


申请人代表律师Wennie Lee表示，对于联邦法院撤销仲裁庭的裁决，同时下令重开听证会审议人道救助的决定感到欣慰。


她又解释称，中国文化最重视个人与社会群体的联系。在中国感染爱滋病会遭受社会排斥，令当事人承受无比沉重的压力，因此要求加拿大当局重新考虑以人道理由接纳团聚申请。


事实上，移民数据显示，光是在2014年一年，感染HIV的经济类移民申请人中就有74%被拒绝。因感染病毒而未能获得工签和学签的申请人比例为61%。


移民上诉庭拒绝对联邦法院的判决作出评论。移民和难民局（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特别法庭的发言人称，IRB对艾滋病毒携带者和患者没有设立专门的审核标准规定，但是对弱势群体会采取显示“敏感和尊重”的步骤。


(来源：加国无忧）